繁华如梦梦如烟

“李洪志的‘法轮功’险些葬送了我的前途和生命，‘法轮功’弟子们醒醒吧，用真心去感受一下党和政府的温暖和人间真、善、美。” 1996 年，我迷上了“法轮功”。单位领导、老师及亲人、朋友苦苦劝我回头，但我依然痴迷不悟。今年初， 16 名少先队员联名写信给我，请我一起参加“校园拒绝邪教”活动。 我参加制教育学习班，做好了被除名、甚至死在学习班的最坏思想准备。 刚到学习班，我对班上组织学习批判李洪志歪理邪说嗤之以鼻，把班委和帮教人员的劝说当作耳边风。一个星期过去，我没有丝毫悔改。 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胸闷、心绞痛。班委们马上将我送到医院检查。我却牢记李洪志“不打针不吃药”的歪理邪说，回到学习班宿舍悄悄把医生开给我的药丢掉。 我犯心脏病的事牵动着大家的心。班委们来宿舍看望我，开导我。生活委员一连几天，餐餐给我送营养稀饭、面条等，学校领导也专程赶到南宁看望我。这时， 我开始纳闷：怎么大家对我朴素的感情比李洪志的“真、善、忍”描述的还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同我一起来的 9 名“法轮功”痴迷者中，有 7 名已经从“法轮功”的精神控制中解脱出来，都说李洪志骗人，“法轮功”害人 。听到这些，我的“法轮功”堡垒有点动摇了。 这时，被提前解除劳教的一个“法轮功”痴迷者应邀到学习班现身说法，与我住在同一间宿舍，一席促膝谈心让我豁然开朗。她对我说，自己为了练“法轮功”，抛弃了家庭、爱情和工作，不惜辞职上京“护法”。后来冷静想想，“法轮功”害死那么多人，弄得社会和家庭不安宁，李洪志及其邪教组织还沦为国外反华势力的走狗，我们为什么要跟他走？ 她的话使我再也无法入睡。“法轮功”痴迷者为了所谓“圆满”，自焚、自杀、自残，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几天来，周围的人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一一浮现在眼前，学生们对我说的“杜老师，我们相信你能与‘法轮功’决裂的话，不时在我脑海里回旋。我自问，五年多来，练“法轮功”自己又得到了什么？单位领导、同事、朋友为自己操心，母亲、丈夫、孩子为自己担心……比起现实社会的“真、善、美”，“法轮功”的“真、善、忍”实在太虚伪了。 想到这，一种愧疚感油然而生。   “李洪志是个大骗子！” 一夜未眠的我终于从恶梦中惊醒了。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班主任：“我要与‘法轮功’彻底决裂，坚决投入到揭批‘法轮功’的斗争中去！”...

我叫刘原，今年 61 岁，曾经是省歌舞团的一名演员，原本有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也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自从痴迷上法轮功后，这一切都离我渐行渐远了。 98 年，我和家人前往了珠海发展，一起建构我们的美好生活，然而不幸也接踵而至，到珠海不久，不知是因水土不服还是过渡奔波操劳，我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犯病，后来还患上了严重的心肌炎疾病，频繁胸闷、胸痛，多次寻医无果。身体上的疾病，成为了我追求事业和建构生活的最大障碍，它就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我心里一样痛苦难耐。 02 年春节一过，一位老朋友找我，说我的病用一种流行的气功可以治，随后给了我两张光盘，说一张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的“讲法”录像，另一张是功友治病事例，还递给了我一本名叫《转法轮》的书，叫我好好看看。我听后有点心动，抱着求医无路的想法，我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来我一天到晚都专心修炼法轮功，把家庭和工作上的事情都抛给了妻子。过了十来天后，我觉得自己身体好像有某些变化，感觉胸口没那么痛了。这时，我心里认定这是法轮功起到了作用，法轮功真能治病啊！我兴奋得像个小孩蹦跳起来。这以后，我似乎把治病的所有希望都交给了法轮功，拼命地练功。 最后我为了练功荒废了失业，连来珠海的初心也随之改变，与妻子也闹僵了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过了李洪志宣称的“亲情关”，以为再过了“名利关”离“圆满”就更近了。 后来在一次活动中被公安的同志抓获，在公安干警的一次次教育下，我开始反思这些年来自己所做的事所走的路，逐渐看清了法轮功的真实脸面，方知自己早已上当受骗，原来自己所做的事早已与治病初衷渐行渐远，不仅终结了自己的艺术事业生涯，也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如今幡然悔悟，回忆已逝的青春年华，不禁唏嘘不已。对不起，爱我疼我的亲人们！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用生命的余热来温暖自己、关爱家人、回报社会的。

我叫宋胜，原“法轮功”邪教在海南的骨干分子、“法轮功”痴迷者，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因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和脱逃罪被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１２年，成为李洪志及其邪教“法轮功”的直接受害者。 在监狱中的头两年，我的行为完全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执迷不悟、死不改悔”。我不但不认罪，反而违反监规，处处惹事，心想李洪志来救我时这也是一份业绩啊，完全一副愚昧、无赖的模样。 在人们如火一样的真情感召下，我被李洪志精神控制的邪恶灵魂开始醒悟，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思维逐渐回归。在静谧的夜晚，看着铁窗外的星星，我痛苦地反思，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被李洪志害得家破人亡：为了修炼，我把自己的事业当垃圾对待，荼毒父母的期望和自己几十年的努力；由于痴迷“法轮功”，我抛开重病的妻子四处“弘法”，家已不复存在；我让我的弟弟宋林泽也迷恋上“法轮功”，并最终害他在去往三亚“弘法”的途中遇车祸身亡；为了顽固与政府对抗，我把来狱中看望我的亲姐姐骂得痛哭失声、伤心绝望。而李洪志给了我什么？除了给我一条被他说的天花乱坠、实际上是一条死亡之路的天国之路，什么都没有！在他的眼中，我们只是他的工具，甚至包括我死去的弟弟。我的弟弟是１９９８年７月４日在“弘法”的途中和同车６个法轮功人员一起遇车祸身亡的，为了圆自己“‘法轮功’修炼者不会死”的谎言，李洪志给当时海南站站长蒋小君发传真和写信，竟称“我亲眼看见，那８个弟子（真可笑，实际上是７个，伟大的“神”连人数都会搞错！）已经圆满在他们不同的世界里了”。 骗子！骗局！人间真情，融化了坚冰，人性和正常的思维重新回到我身上，我终于醒悟了！

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从小受全家宠爱。我也争气，从小学到大学成绩都不错，都是班上的班长或团支部书记。优越感也让我形成一种自负、孤傲的心理，为我以后迷上“法轮功”种下了祸根。 １９９８年，当时就读计算机系的我在同学的影响下开始练习“法轮功”。此后，我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１９９８年开始，我迷上了“法轮功”，在大学剩下的时间里，我除了上课，业余时间全部用在练功上。背经文、打坐，在“法轮功”对思想的反复刺激下，当时我唯一的念头是，头可断，血可流，“法轮功”大法不可丢。我感觉自己所有生活就只有“法轮功”，我就生活在“法轮功”中。 　　１９９９年７月我大学毕业了，本来学计算机专业的人才分配很俏，但我把全部精力放在“为‘法轮功’讨说法”上，根本没用心工作过。在“上访”的同时，我到电器厂当过工人，干过推销员，送过牛奶，甚至做信息台的“主持人”，自己都记不清换过多少个工作，总是一个新工作还没干多久，又因为进行非法活动被拘留，自己却认为这些经历都是为了“上层次”，求得“圆满”。 　　１９９９年９月份，我从家里要了１０００元钱，骗家人说是去北京打工，就与一个同学一起跑到北京“讨说法”去了。被送回老家后，因为严重扰乱社会治安，我被依法刑事拘留１个月，当时已是从轻发落了，政府主要是想让我悔改。但我那时抱定一个荒唐的想法，出去以后，不但要练，还要用实际行动“感化”别人，让他们理解“法轮功”。 　　１９９９年冬天的一天，我第一次进看守所期间，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我母亲和８５岁的爷爷来看我。他们跪下来求我，让我别再练功了。当时，我心里其实也很难过，动了情，但我反复默念“真、善、忍”，把李洪志“情是修炼中最大的执著”当作圣旨，我当时狠下心：要是再逼我，就与你们断绝关系。 　　我还多次从南昌运送“法轮功”传播物回老家，９０％以上的“法轮功”宣传品都是我弄回去的，可以说，没有我，老家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中“法轮功”的毒，我不但害了自己，还害了很多无辜的人，这是我最无法原谅自己的地方。 我开始凭着一时的偏激，以为自己找到了理想的精神世界。我对“法轮功”从不进行理智清醒的分析，只知道一昧地痴迷，发展到后来，把周围所有的人都看成魔。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失常的病态。 　　我要告诫所有的年轻人，要懂得识别‘法轮功’这样的精...

那一年，大专毕业的我踌躇满志，刚刚走出校门，就享受国家分配进入本县国税局工作， 风华 正茂， 1997 年光荣入党，后一步步走上国税局科长的岗位，我成为当时全局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就在我本该进一步大展宏图之际，由于放松了对政治理论的学习，对党的认识越来越模糊，随着各种思潮的不断涌动，我渐渐被“法轮功”那些表面的假象所迷惑。我从做“好人”的愿望开始练习“法轮功”，错误地认为练功可以积德，可以圆满，全盘接受了李洪志的歪理邪说，痴迷地练上了“法轮功”。由于非常“精进”，我很快就成为了 “法轮功”曲周县辅导站站长。一步一步滑向了“法轮功”的泥潭。 从那时候起，我对工作开始不积极了，变得沉默寡言，和同事的距离也越来越疏远了。国税局的大院里成了我和功迷们“修炼” “法轮功”的“法会”会场； 在家里，我对父母妻女不闻不问，家务事懒得做，孩子也不管了，有病后不再看医生了，成天只看《转法轮》书籍和光盘，还一心一意地盘腿打坐。 国税局领导多次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但我仍然痴迷坚信法轮功，并曾坚决表示：“工作、党籍可以不要，法轮功不能丢！”父母和家人在我面前祈求哭诉，我根本不动声色、漠然处之。 后来，我终于认识到，痴迷“法轮功”的结果是和家庭、社会、道德、伦理、朋友、亲情背道而驰！原来自己所用生命作赌注换来的是一场虚空。 我彻底认识到，李洪志的“圆满说”是自私的，是以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为目的的。这种“为私为我”，只为自我提高不顾别人的所谓“圆满”是根本不存在的。我这个“圆满”，就是要人们放弃现实的、尘世的执著心，去追求虚幻的“天国”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