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从小受全家宠爱。我也争气，从小学到大学成绩都不错，都是班上的班长或团支部书记。优越感也让我形成一种自负、孤傲的心理，为我以后迷上“法轮功”种下了祸根。
１９９８年，当时就读计算机系的我在同学的影响下开始练习“法轮功”。此后，我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１９９８年开始，我迷上了“法轮功”，在大学剩下的时间里，我除了上课，业余时间全部用在练功上。背经文、打坐，在“法轮功”对思想的反复刺激下，当时我唯一的念头是，头可断，血可流，“法轮功”大法不可丢。我感觉自己所有生活就只有“法轮功”，我就生活在“法轮功”中。
１９９９年７月我大学毕业了，本来学计算机专业的人才分配很俏，但我把全部精力放在“为‘法轮功’讨说法”上，根本没用心工作过。在“上访”的同时，我到电器厂当过工人，干过推销员，送过牛奶，甚至做信息台的“主持人”，自己都记不清换过多少个工作，总是一个新工作还没干多久，又因为进行非法活动被拘留，自己却认为这些经历都是为了“上层次”，求得“圆满”。
１９９９年９月份，我从家里要了１０００元钱，骗家人说是去北京打工，就与一个同学一起跑到北京“讨说法”去了。被送回老家后，因为严重扰乱社会治安，我被依法刑事拘留１个月，当时已是从轻发落了，政府主要是想让我悔改。但我那时抱定一个荒唐的想法，出去以后，不但要练，还要用实际行动“感化”别人，让他们理解“法轮功”。
１９９９年冬天的一天，我第一次进看守所期间，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我母亲和８５岁的爷爷来看我。他们跪下来求我，让我别再练功了。当时，我心里其实也很难过，动了情，但我反复默念“真、善、忍”，把李洪志“情是修炼中最大的执著”当作圣旨，我当时狠下心：要是再逼我，就与你们断绝关系。
我还多次从南昌运送“法轮功”传播物回老家，９０％以上的“法轮功”宣传品都是我弄回去的，可以说，没有我，老家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中“法轮功”的毒，我不但害了自己，还害了很多无辜的人，这是我最无法原谅自己的地方。
我开始凭着一时的偏激，以为自己找到了理想的精神世界。我对“法轮功”从不进行理智清醒的分析，只知道一昧地痴迷，发展到后来，把周围所有的人都看成魔。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失常的病态。
我要告诫所有的年轻人，要懂得识别‘法轮功’这样的精神毒品，不要耽误自己的美好前程。
从１９９９年练习“法轮功”开始，我每一年都要和看守所打交道。每一次，政府都给我悔改的机会。我也曾经转化过，但往往出来后，一接触到“法轮功”的经文，就又反复了。后来，我进了学习班，我才真正认识到“法轮功”邪恶面目。
在进学习班之前，听传言说，学习班里的警察动不动就打骂学员，我当时是抱着死的念头进去的：就是要我死，也决不放弃“法轮功”。但进去以后第一件事就让我感到了惊讶，那天，学习班的工作人员把我们这一批学员带到附近一家医院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部分查出有病的还要用药治疗。我当时心里特别奇怪，他们干嘛关心起我们的身体来了？
后来我才逐渐发现，在学习班里，工作人员不但关心我们的身体，更是不断从精神上对我们进行引导，让我们这些“法轮功”痴迷者能早日迷途而返。起初，我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甚至持消极抵制的态度。后来经过慢慢的学习，开始理智地剖析自己，剖析“法轮功”。
我想了很多，“法轮功”练习者有个通病，总以为自己什么都懂。那时我也认为自己什么法律都了解。进学习班后，才知道自己的法律意识是多么淡薄。以前我甚至常常用法律来维护所谓的“法轮功”的权利，成为供李洪志驱使的木偶。。
我过了４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活。后来，我总算从“法轮功”的迷魂阵中解脱出来了，重新体会到亲情的温暖、珍贵，觉得格外轻松，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要告诫所有的年轻人，在创造自己美好前程的同时，要懂得识别“法轮功”这样的精神毒品，要主动和这些精神毒品斗争。我已经下定决心彻底肃清“法轮功”余毒，慢慢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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