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仁宇，是中国很有影响力的一位历史学家。印象中，历史大家往往会对于某一段历史特别精通，或者是有着重要的发现。但黄仁宇的成就并不只是这些，他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更提出了著名的大历史观，可以说是影响深远。这本书从公元1587年，也就是明朝万历年间，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一些事件，而且更多的是一些细节。通过这些细节，来解读当时一派太平安逸的大明朝，为何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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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拥有着几乎没有边界的权力。然而从明朝万历皇帝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事实并非如此，历朝历代皇帝，都会受到很多的束缚和管制。
回看一些帝王史，很多皇帝刚即位时都有一腔热血，一心想谋发展做建设，可是越往后，越能感受到力不从心。同时，也意识到手中的权力不仅不是万能的，还会带来无数的烦恼，于是逐渐变的平庸无为，甚至自暴自弃。像宋代的徽宗，清朝的咸丰，都是延续了这样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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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万历显然也是想做出一番大事业的，三四岁时就开始读书，稍大一点便通读各种圣贤经传。
他的老师，是当时的首辅张居正。从朱元璋时代，就有一个规矩，皇帝幼年时期都要狠抓教育，从小就被灌输：想做一个好皇帝，必须要遵从祖宗的教诲，顺应天道，还要以德服人。
张居正一直教导万历皇帝要勤俭治国，不可铺张浪费。正是在张居正的悉心调教下，万历皇帝接手这个国家的前十年，做得可以说是相当完美。外患基本平息，国库也日渐充实。
对此，小皇帝很高兴，也很感激张老师。此时的张居正在万历心目中，就是一位亲人，有着绝对的信任。然而，就在万历19岁那年，张居正胃病发作突然去世，年仅57岁。
曾经在张居正的强硬手腕下利益受损的各种官僚，就开始了对这位前首辅的清算。他们翻出各种罪证，像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接受巨额贿赂，私生活糜烂，更重要的是，欺君罔上，都是相当大的罪名。
当然万历一开始并不相信，但是面对各种铁证，实在是不得不信。
一个年轻人，经历了这种刺激，世界观一下就崩塌了。于是他在悲痛中，抄了张居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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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人生道路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接下来万历皇帝很快发现，即便张居正已死，但事实上自己还是没办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事。那些文官集团不断以各种劝谏的名义，对他各种批评，甚至连私生活也要批判一番。自己虽然贵为皇帝，但是根本无法抗衡眼前这个文官集团。
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是一种巨大又沉重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却又是明朝立国的根基。
作为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一开始并不甘心被人牵着鼻子走。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居然连立太子的事情也做不了主，必须按照文官集团的要求，立长子朱常洛，而不是他自己最喜爱的三子朱常洵，终于心灰意冷。
从此以后，他便一直躲在深宫之中，再也不过问政事。这种逃避，可以说给当时的国家管理造成很严重后果，比如当时中下级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任用，因为得不到皇帝的选拔，只能靠抽签来任免，而这种荒唐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他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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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儿，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在明朝当皇帝这么难？而张居正又真的这么坏吗？《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作者大历史观的指导思想下，还原了一段客观的景象。
在治国方面，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他利用手中的权利，倡导改革，打击腐败，整个国家的走势是明显向上的，财政税收，国库储存，军事储备，大大超过以往。但这里面隐藏了一个问题，张居正的改革，依靠的是个人的权威，而不是建立完善的制度。
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明朝规定，不可以有任何亲戚担任摄政王。所有皇室支系，只要已成年就必须离开京城去到自己的封地，并且不得擅自离开，这么做就是为了防止皇族干预政治。
而从胡惟庸之后，朱元璋更是撤销了丞相这个职位，目的是为了加强皇权。但这么做有很大的问题，皇权虽然集中了，但是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作为皇帝的文书机构，文渊阁担当起了兼职顾问。
虽然内阁大学士们名义上并不具有行政职能，但却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因此明代的历任内阁首席大学士，特别是自从嘉靖巩固了首辅的权力之后，便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百官之首。
这样一来，身居高位的张居正，手中有着极大的权力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颁布新政、力图改变文官集团的腐朽之气，整顿经济，强化边防军事，客观上真正做到了富国强兵，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万历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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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时候，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下半身。太过激进的改革都会有很大的副作用。比如反腐，他为了责令各地方政府把税收按照规定如实缴纳，这就导致了已经各种腐败透顶的地方官员，对这种突然而来的压力感到非常不满，想着各种方法来敷衍。
同时，为了解决政令无法到达地方的问题，他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各地方官员，协助中央完成政令。这就让张居正落了一个任人唯亲的口实。
张居正活着的时候，还有自己的派系和手中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有皇帝撑腰。即便是面对不断的弹劾，万历都会选择置之不理，甚至是处罚上书的官员。但是，等到张居正一死，事情就立刻起了变化，各种清算纷涌而至，而死人是没法替自己辩护的。
张居正死后，接任首辅的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他认识到文官集团的平衡，是关乎这个国家能否继续走下去的核心问题。甚至在他看来，一项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主要在于它能否令文官利益集团整体感到满意，而并不在于政策本身是否合理。
正是抱着这种妥协的心态，他成为了骑墙派，和事佬。这种圆滑的处世方式，虽然让万历年间一片粉饰太平，但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这个国家的内部已经腐朽不堪，摇摇欲坠了。
即使是这样，文官集团还要不断攻击他首鼠两端的做派，导致申时行只能引咎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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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我们已经大体上看出了万历十五年前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皇权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以及文官集团内部的利益纷争。特别是以文官集团极度推崇的道德观念来取代真正的法治，导致在治国上的种种弊端。
比如说海瑞，毕生都恪守着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极度清廉。很多官员接受不了。他推崇明太祖朱元璋立下的标准，但实际上，朱元璋的标准，是纯粹以极高的道德要求，来要求官员和百姓，第一不切实际，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的法律和制度作为保障。
到了明朝中后期，这种标准反而成了文官集团玩弄权术所竖起的旗帜，严重制约了国家的发展。
从《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公元1587年一切还看似平静，但明王朝运行的轨道已经僵化，各种弊端在不断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皇帝的励精图治，还是官员的变革尝试，都已经于事无补，只能目送着大明王朝走向终结。
从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封建社会，以道德替代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以他的“大历史观”看来，明代只注重维持国家的基本生存，但一来不重视商业以及民间经济体的发展，二来也不重视国防军事的改革，官僚们披着道德的外衣假公济私、粉饰太平，民间各种矛盾问题都无法从制度上解决。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反复出现，明朝的经验和教训，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用创新优化的制度，实现全体人民的中国梦，一定是这个时代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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