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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抢人逻辑:当农民工不再跨省

看到这个标题,想必大家都会心生疑虑,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水平都是以1%以上的速度在提高,简单测算,即城镇每年增加的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人。所谓常住人口,按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就是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超过6个月。
说实话,本人对于每年城镇的常住人口增加2000万也感到困惑:第一,2017年中国自然增长人口只有737万人,就算其中的70%增长落在城镇,那么,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也就是500多万。第二,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增加125万人;第三,据估计,2017年新增本科、大专等人数700万左右,按其中50%来自农村(高估)计算,从农村进城的学生数量约为350万人。
把上述城镇人口增加的三类主要方式加总,也不过975万人,还有1000万人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的呢?或许是由于市辖的农村行政区划改变,撤县设市或撤县设区,于是所在地有1000万人“农转非”。
但有一个事实毋容置疑,即从2015年开始的流动人口数量减少。所谓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也就是说,人的居住地不在户籍所在的市辖区内,就叫流动人口。如户籍在上海崇明的农民,如果居住在上海的虹口区,就不算流动人口,但若居住在浙江,就算流动人口了。
2015年流动人口减少400多万,2016-17年两年减少了300多万。流动人口人口的减少有两个路径,一个是流动人口回到老家了,另一个是流动人口在居住地落户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居多,从客流量的统计数据看,2017年全年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客流量的加总出现了首次下降,2018年的春运客流量也出现了下降。
2015年起中国流动人口出现净减少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宏观杨畅供图
也就是说,尽管人口总量还在增加,城市化率水平还在提高,但流动人口数量已经绝对减少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大部分城市的流动人口出现“净流出”的原因了。若对部分省市的常住人口中扣除自然增长人口后,观察到很多省份的大部分城市都出现了人口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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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泥湾大生产种鸦片”的传言与真相

老高按: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郭兰英的《南泥湾》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一来到海外之后,马上就听说:什么花儿香?罂粟花儿香!开荒种的啥?种的是鸦片!随后又听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此文在文革中被抬为“老三篇”之一)褒扬纪念的张思德,并不是烧炭而死,是在熬炼鸦片时窑洞塌方不幸身亡。   海外媒体刊登此类说法,难免遭到“反共宣传”之讥,而其消息来源要么语焉不详甚至尽付阙如,要么虽然提供出处,普通读者却无从查找;至于后来网络上的传言,公信力相当有限,一般人也就是听听而已。   但是后来不断得知更权威的消息来源披露,陕甘宁边区制毒贩毒确有其事,涉及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种鸦片的信息虽然零碎,但揆情度理,都不是恶意诽谤,更不是假语村言。这些消息来源,包括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国大陆的东方出版社2004年列入“稀有书系”出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长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等等。   据说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也曾提到。但这本书国内有多种中文版本,我在出国前读过最早的1986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但没有印象其中提到在边区种鸦片之事。是否当时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已经是经过删节的“洁本”?那个年代嘛!   此外,到南泥湾实地考察过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也撰文证实这件事。   我早就听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系统翔实地阐述陕甘宁边区鸦片生产和贸易的文章,但一直没有读到。直到最近,才找到了洪振快发表于《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的文章《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转载于下。这篇长文配有原始档案影印件,文中提供了众多资料出处,文章发表时正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言论管制逐步转严、杂志风声鹤唳之际,若不是再三核对和权衡风险,确保资料来源万无一失,断不敢发表揭中共老祖宗疮疤的文章。   对中共是否在延安时期制毒、贩毒一事还感觉有疑问的人,读了此文,我推测,他们会感到无可怀疑了。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此事?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揭幕的。“虎门焚烟”,成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十幅浮雕之始,鸦片也被中国人从小视作列强欺侮我们、引发反抗的导火索。制毒贩毒,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饶恕、动用严刑峻法来...

看《银翼杀手2049》前,先看看原著小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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