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新一轮全球金融资本危机和大豆问题

第一次发生在1998年。起因是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外需下降。那次主要是靠政府逆周期调节，通过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国债为主的“区域再平衡”的大规模投资，缓解了中国生产过剩危机。

接着第二次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造成外需更大幅度下降。这次缓解危机靠的就是中国推进城乡再平衡的“新农村建设”，就是我刚才发言讲到的那个故事。

一带一路

中国“两会”之后的“一带一路”新思考

陆刚：目前的“一带一路”思路未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对西方经济体系的依附性，甚至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这种依附性。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温铁军：“在座的可能知道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的爆发，对全球都是挑战；接着是2009年的全球危机，导致了外需大幅度的下降，中国也出现了六万多家企业倒闭，2500多万的打工者失业。我们把不能出口的这些商品，那是过去用13%的出口退税来补贴的，我们把这个转变成了给农民人口的13%的折扣率。”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转型中的农民与农村》分论坛，2018年4月9日。）

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是靠我们把外需转为内需，靠的是这个新农村建设已经向农村做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

如果按照那些过于极端的说法，“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消灭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现代化”——可没有一个这样做的国家遭遇到危机的时候能够再缓过劲来。比如说拉美。拉美因为殖民者来把农村毁了，把农民毁了，大量的贫困人口都进城了。越是高度城市化，越是不能应对危机。比如说委内瑞拉城市化率90%以上。它还能缓过危机来吗？一般发展中国家只要城市化率过高，比如像拉美一般都在80%以上，遭遇危机连缓解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没有任何承载危机代价的载体。

我们为什么以前历次危机大都能够软着陆？就是因为能够向农村转嫁，当然这个不好。谁也不愿意承载危机成本！所以很多农民出身的人听到这个解释以后都会很不忿，但同时他们的贫弱问题也得到解释了，不是因为农民素质不好，不是农民天生就穷，而是因为农民承载了过量的国家工业化的代价。那个城市资本危机代价是我们乡村弱势群体承载的，因此不怪农民，这样农民也至少有一种长期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基本的尊严，所以看怎么解释这个所谓的发展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