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输家与赢家——再论中美贸易战可能影响

本位作者海通宏观姜超，原标题《变与不变，输家与赢家——再论中美贸易战的可能影响》

自从特朗普3月份主动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以来，全球资本市场就进入了多事之秋，他的每一次狮子大开口，都会引发全球市场的巨震，尤其是在美国和中国。随着上周其抛出对中国额外100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计划，中美贸易战出现进一步升级的迹象，那么中美贸易战会如何收场，哪些会变、哪些不变？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美国贸易长期逆差。首先，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不是新问题，而是已经持续了40年，自从1973年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之后，美国就出现了持续的货物贸易逆差现象。在美国持续贸易逆差的背后，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是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与黄金挂钩，因此全球经济的增长需要的是黄金而不是美元。但是全球的贸易一直在增长，而黄金的产量难以显著增加，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主因。在此之后，美元成为全球事实上的储备货币，美国人获得了全球印钞权，而代价则是要满足全球贸易增长的货币需要。这意味着随着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需要的美元也会越来越多，那么美国需要输出的美元也就越多，而贸易逆差就是美国输出美元的主要方式。

二是比较优势下的分工选择。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各国参与贸易的比较优势是不一样的。美国虽然科技发达，但是土地和人工成本也更贵，因此其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会高于其他很多国家，因此技术水平不高的低端制造业注定了会向外部转移。无论是当年日本的雁型发展战略，还是中国广东提出的腾笼换鸟政策，其本质都是经济高度发展之后、低端产业会向低成本区域转移，自身产业向中高端发展。

反过来讲，如果以上两个因素不变，那么无论中美贸易战如何打，也有两个结论不会变：

首先，改变不了美国贸易逆差现状。美国并不是第一次使用国内法来处理国际贸易问题，其在1970/80年代就陆续对欧洲和日本下手。但是从结果来看，美国贸易逆差虽然在80年代中后期短期收窄，但是逆差的格局从未改变过，而且到90年代以后贸易逆差又重新开始扩大。美国的企业即便选择减少从中国进口，也会增加从加拿大、墨西哥或者韩国、越南的进口，因为全球贸易增长需要美元，而美国人印钱就能消费，这其实是双赢，不会因为某个短期贸易政策而改变。

其次，也改变不了中国贸易顺差现状。虽然和美国的贸易战会影响中国对美出口，但不会改变中国全球制造业工厂的地位，一方面中国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5%，比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工业国都低，因此制造业的人力成本优势依旧存在。另一方面，各种工业产品几乎一半的产能都在中国，而且电子、电气、机械等领域等生产也在持续向中国转移，因为我们每年有700万大学生毕业，拥有这一特殊的工程师红利，所以苹果的iphone手机，亚马逊的kindle阅读器都选择在中国生产。只要这些产业依然在中国，我们贸易顺差的格局就不会轻易改变。

但是，可能会改变中美贸易顺差。在上个世纪8/90年代，美国持续动用贸易保护手段打击日本，最后成功地改变了日美贸易顺差的格局。在90年代初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一度占美国总逆差的50%，到目前为止已经降至10%左右。如果美国人认定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不合理，确实可能会影响到中美贸易顺差的规模。

而影响中美贸易顺差的，无非是中国对美出口，中国从美进口，还有中美汇率的变化，因此，从理论上说，如果要降低中国对美顺差，无非是三种可能：或者减少中国对美出口，或者增加中国对美进口，或者人民币兑美元升值。

首先，汇率不会变，大幅升值不可取。无论从中国的利益，还是从历史角度的观察，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都不可取。日本8、90年代的泡沫经济就是惨痛的教训，在广场协议下日元被迫对美元大幅升值，结果日本不仅失去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在2011-2015年一度变成逆差国、失去了所有的顺差，而货币升值所催生的泡沫经济大幅破灭之后，使得日本失去了30年。所以借鉴日本的惨痛教训，中国决不能采取汇率大幅升值的策略。

实际上美国动用其国内法威胁中国也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美国政府每年都会审议一次中国的所谓“最惠国待遇”，并借机刁难中国。而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在美国国内关于中国操作汇率的言论甚嚣尘上，最著名的是美国参议员舒默在2003-2005年提出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法案，要求中国在6个月内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否则将对出口到美国的所有中国内地产品征收27.5%的关税。

而在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升值2.1%，实行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事后来看，中国的汇改是处于自身的需要，而且汇率升值幅度远低于美国人的要求，这样其实是在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而从05年以后中国外贸的表现来看，无论是出口还是顺差都没有下降。

因此，面临美国故技重施，我们认为一定要顶住汇率上的压力，人民币兑美元不宜大幅升值，而应该继续保持稳定。

其次，对美出口可能下降。

目前，在美国已经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中，主要涉及信息通信、航空航天、医药、机械等领域，我们发现这些都属于竞争性的行业，美国对来自中国进口的依存度有限，因此即便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美国也比较容易找到其他替代。

而从中美双方贸易额的角度，按照美国商务部数据，美国2017年对中国出口1300亿美元，进口5050亿美元，贸易逆差3750亿美元，因此即便中国对来自美国的所有进口产品都额外征收对等关税，也仅占到中国对美国出口的1/4。因此在贸易战的情况下，双方都会受损，虽然我们不怕损失，但是客观来看我们对美国出口所受的损失会更大。

未来，我们一方面应该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等战略，开拓新的出口市场，降低对美国出口的依赖。之所以我们现在有对美国贸易战的底气，也源于目前虽然美国是我们第一大出口市场，但占比也不到20%，即便在美国对中国所有产品都征税25%的最极端假设下，也就是使得中国出口总增速下降5%，而受益于全球经济回升，今年头两月中国出口增速高达24%，可以承受对美国出口增速下滑的影响。

另一方面，应该开展进口替代战略，虽然中国对美顺差比较多，但其实中国的总顺差规模并不比德国多多少，中国的进出口都在2万亿美元的数量级，因此减少了的出口可以在进口替代中寻找机会，目前我们在集成电路等领域存在大量的进口，因此这些创新产业应该是大力发展的方向，也是目前政府各种减税、产业基金投入鼓励发展的领域。

最后，进口或增加，服务业开放力度或加大。

而另一个选择是增加中国的对美进口，甚至可能实现双赢的结果。

目前，美国在两类产品上对中国有着巨大的优势，一类是高新技术产品，但美国的《出口管理法》对高新技术产品（ATP）的出口存在严格管制，尤其是面向中国的出口。王孝松，刘元春（2017）的研究表明，如果中美之间ATP贸易达到平衡，那么中美贸易逆差规模将缩减22%-36%。而不仅是美国，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都存在管制，比如美日韩等国家签订的《瓦塞纳协议》规定禁止向中国出售顶级芯片和高端半导体制造设备。

另一类是服务业产品，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其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380亿美元，而按照中国商务部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服务业贸易逆差接近500亿美元。服务业是美国的优势产业，如果能够进一步开放服务业，扩大对美国的服务业进口，也有助于平衡中美贸易顺差。

而放开服务业发展，其实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有利。目前，中国城镇居民的物质需求已经基本满足，面向未来，中国居民的美好生活追求主要体现为对服务需求和品质消费的追求，而这意味着服务业和创新产业将迎来大发展的时代，因此扩大服务业开放，就类似于当时制造业加入WTO，通过引入竞争，可以倒逼国内诸多垄断的服务业提高效率，实现跨越式发展。

而服务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是扩大金融业的开放，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如果能走到这一步，让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那么我们将来就有希望取代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到时候我们印钞票也能买东西，就会永久性地解决靠出口商品换汇发展的问题。

但是服务业的开放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节奏，毕竟很多服务业涉及到国计民生，以及金融和社会安全，需要循序渐进，但是我们希望，服务业开放的大方向能够坚持下去。

短期中美双输，只有黄金受益。

美国每次选举或者中期选举年份，对华贸易就是拉选票的惯用筹码，因此在18年10月中期选举结束之前，中美贸易战都将是特朗普炒作的对象。短期看贸易战风险没有结束，中美双方都还在互相伤害，而双方互加关税的预期结果是经济下行、通胀上行，也就是推升滞胀风险，这只对黄金有利。

长期利好中国服务业和创新产业。

但是站在更长远的视角，我们相信中美应该会避免贸易战双输，历史上无数次美国对中国来势汹汹的找茬，最终是以双方的合作协议告终。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次应该也不会例外，中国会选择努力进口替代、开放服务业进口，这意味着服务业和创新产业是以后的长期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