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1986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反抗了留校和去中央计委经济研究所的意愿好久,执意去中国人民大学教了四年书。宽容来讲,在特定的大环境下,我在人民大学过的还不很寒碜:第二年就拿到讲师头衔,长了点薪水,第三年还给我这个无名小辈出版了专著(《理性预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拿到三千元的稿费(万元户年代!后来就是用它炒国库券,弄到万来块的来美资金!离开中国时没有外债还有积累。)。随后,学校也因此而“善意”的不让我再接触本科生,只有教干部进修班一帮老爷老太太们的福气。原因嘛似乎很显然: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同志,不容易被西化。 1988年时,我报考了有两个名额的博士,意在名正言顺的深造。导师号称是国内最厉害的西方经济学家,他翻译的著作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很受欢迎。自己也是冲着这个头衔去的,而且又是本校,况且,对方还在到处寻找数学背景深厚,有西方经济学基础的候选人。在当年,这样背景的候选人还真的罕见。我的报考,吓倒了部分校内来自政治经济学背景的竞争者,我成为唯一的考生,面对的却是两个招生名额。我自觉,当时的考试成绩(高数、英文、政治、资本论,三门公共课,一名专业课),即使不算完美,也在优良。结果,考完之后,G教授磨磨蹭蹭的纠结了好几个月,一再的不给出招还是不招的结论。最终,实在是拖不下去了,他做出了放弃我这个唯一的报考者的最终决定,宁可全部空缺。对于一个好想有学生带的教授来说,他当时能怎么想?拒绝一个人,居然几个月拿不出理由来,这恐怕也是中国特有的奇葩吧 |
【反邪 | 柳州:融安县东起乡扶贫能手勇当反邪先锋】(龙政光)#我为反邪教代言##柳州反邪#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战疫中,融安县东起乡驻村工作队的队员们一直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他们既是扶贫能手又是反邪先锋。疫情期间他们入户确保贫困户生活能得到保障、进行外来人口摸排、对重点对象进行监测、进行产业政策宣传、动员复工复产确保脱贫成果。同时向村民普及反邪教知识,进行防疫知识宣传并发放反邪教宣传手册,告诉他们什么是邪教,邪教的危害,要做到认知邪教,拒绝邪教!提醒村民防范邪教,防止邪教组织在疫情紧张时期拉拢蛊惑群众,如有外来人员宣传邪教时马上打110报警。反邪教工作的持续开展确保了东起乡的稳定安宁。@广西反邪教 @柳州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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