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22日美国签署301备忘录触发“中美贸易战”迫近的担忧以来，中国国内舆论对于贸易战的讨论不断深入，讨论范围由起初最集中的“如何反击贸易战”到如今的“怎样避免贸易战”，经历了一阵喧嚣后的贸易战激辩，似乎越来越趋于理性。与此同时，中美官方在“和”与“战”之间各留一半的口风，也让人越来越预期，这场高调的中美贸易战最终全面开打的可能性有所降低，谈判桌上缓释矛盾是大概率事件。
更进一步，当前越来越多的关注转向了探求中美贸易战出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更多的讨论绕不开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导致中美贸易冲突的背后逻辑究竟是什么？修昔底德陷阱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国应如何应对？
贸易冲突折射中美关系的变局
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战折射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中美博弈可能均有不同。从短期来看，去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再创新高，年底美国议会中期选举，特朗普为赢得选民支持，兑现选举承诺，以贸易战要价，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是合理的解释。
从中期来看，全球化使得美国制造业主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制造业的工厂逐渐迁出美国本土，向东亚转移，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二战以来持续降低，美国制造就业人数连续50年下降。让更多制造业企业回流美国以带动就业，是特朗普让美国重振的希望所在。
而从长期来看，还有另外一种担忧，就是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对中国全面反制的开始，不仅在贸易领域，美国大打台湾牌、朝鲜牌，对华鹰派人士全面上位，《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均说明其对华将展开全方位的强势抑制。美国对华态度的重大转变，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体现，即中美摩擦背后的实质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无关乎特朗普，甚至未来无论谁出任美国总统，紧张关系都将延续。
实际上，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并非始于特朗普上任后的中美贸易争端。可以观察到，近年来中美双方在讨论双边关系之际，常常从批评对方开始：美方抱怨人民币汇率受到干预，政府对于企业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实施不公平的补贴，以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中方则不满于美方的管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准入实施限制等问题。
基于此，笔者在2015年 FT中文网专栏文章中《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外交“非常态”》便提到中美外交已进入“非常态”的观点。即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中美未来不仅仅在传统的安全领域，就连一向被视作中美利益交汇点的经济领域，两国摩擦也将持续上升。笔者在2016年 FT中文网专栏《中美非常态下的合作之难》中已经预期当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和被寄予期待的中美BIT谈判很难有进展。因此，从本质上看，今年中美贸易冲突亦是大国博弈下两国摩擦升级的体现。
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应对
当然，非常态下，考虑到中美两国已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等诸多领域有着很大分歧，当前美国越来越多的对华强硬人士上位，贸易战黑云压境背景下，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越加值得警惕。在笔者看来，对待矛盾升级，中国目前采取的最佳应对方式仍不是直接对抗，而是管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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