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在商海中脱颖而出，他或她一定是具备必要的智识和才能，在经济政策领域也能作出同样明智的决定。”
上述论断是非常常见的逻辑谬误，在右翼保守派中颇具受众（但并不仅限于这一群体）。不幸的是，这一幼稚的论断中隐含着巨大的危险。
在《货币和信贷理论》一书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编者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曾指出，
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说明，商人的观点具有权威意义；在经济学面前，这些观点不过是可供研究和评估的材料。当商人试图诠释任何事物时，他就同其他所有人一样，成了一位“理论家”；在商人与农民提出的理论之间，没有理由偏袒任何一方。
实际上，企业家与经济学家所扮演的角色全然不同。一位企业家若要功成名就，他或她确实得相对准确地对未来做出预判。当下的算计谋略与生产计划，只有在对未来有适当评估的前提下才能盈利。
但这些所谓的预判，往往不过是对市场需求的揣测。在传统行业中更容易作出这样的预判，但同时竞争也会更加紧迫，因此在这些行业中脱颖而出，主要得找到更高效的生产方式。对于新兴行业来说，对需求的预估则更加抽象，提供的产品要力图去解决一个过去难以解决、甚至闻所未闻的问题需求。亨利·福特（编者注：福特汽车创始人，其开创的大规模流水线装配作业和福特T型车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的面貌）曾留下名言：
如果当时我去问人们想要什么的话，他们大概会说更快的马。
企业家的远见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宝贵技能。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们对经济学有任何真正的理解。保守派之所以特别容易轻信“商人更具经济头脑”的谬论，是因为他们把对商业有利的东西，等同于对整个经济有利的东西（因此可以将其归类为“合成谬误” fallacy of composition）。
一项政策可能同时对特定的企业和整体经济带来好处，但同样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这项政策在偏袒特定企业的同时，对整体经济造成损害。将一国经济当作一家企业一样经营，带来的潜在后果尤其严重。
在经营企业时，企业家的思维总是试图在整体市场份额中争取一个有限的比例。当然，这是市场上会存在竞争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能看到产品质量提高的同时价格走低的现象。
但许多商人出身的政客，却在用同样的竞争形式看待美国经济。在他们眼中，我们的目标是“击败”另一个国家（中国在这个语境中可以为任意其他国家替代），必须在国内生产总值、出口额或其他受到舆论关注的指标上击败别国。但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由于竞争者的强劲增长，往往是以牺牲老牌企业作为代价，许多商人政客总是会对另一个国家的增长心怀恐惧。
在经济学当中，这就成为“零和谬误” (zero-sum fallacy)。不同于以有限百分比为形式的市场份额，经济增长可能是无限的。举例来说，当中国经济增长时，美国经济并不会变得更糟。事实上，美国经济可能会因为对华贸易而变得更好。随着中国生产更多的产品，美国的消费者也会享受更加低廉的价格。这实际上是一个双赢局面。
但是当商人成为政客时，他们的商人思维往往会延续下来。在他们眼中，我们必须与这些国家竞争，为了保护美国的工业，我们需要贸易壁垒。贸易壁垒毫无疑问会伤害中国，这样一来这位商人便可能相信这么做会帮助美国。但在全球经济中，各个国家实际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制定抑制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政策，最终会伤害到全球市场上的所有参与者，包括美国自己。
在日益社交化的美国经济中，我们要担心的，不仅仅是那些天真地认为经济和商业可以一视同仁的企业家。时至今日，许多最富有的商人就是“寻租者”，他们通过依附鼓吹特定的政治立场为己谋利；他们在政府中游说牟取特权，为他们的企业行方便，而不考虑对消费者或者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好是坏。
当然，最终的灾难很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出来。当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全国工业复苏法案 (编者注：1933年签署的NIRA也被称作“蓝鹰运动”，是罗斯福“计划经济”新政的核心，1935年被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判定违宪) 时，他允许每个行业中龙头企业的管理人员编写他们自己行业的监管法规。这其中就包括像最低薪资这样看似于民有利的措施，然而薪资成本的上升使得市场上的中小企业不得不选择退出市场，大型企业却通过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弥补了上升的劳动力成本。
特殊许可和监管准入，关税壁垒和进口配额等贸易限制措施，是过往寻租企业的惯用伎俩，并总是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美国人民真的想要这种人去决定经济政策吗？
早在1912年，米塞斯就已经在观察这些问题了。当时他在书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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