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一早，关于“中美经贸史诗大战”的新闻刷爆了中国国关界的朋友圈。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关于特朗普对中国加税，而是由人民日报公众号所转发的“深夜重磅”——财政部有关《2018年4月2日起我国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的决定。
决定明确提出“为维护我国利益，平衡因美国232措施给我国利益造成的损失，我自2018年4月2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15%或25%不等”。同时文件特别强调：“我国倡导并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对美中止关税减让义务是我国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维护我国利益而采取的正当举措。” 坊间戏称，恐怕是为了避免被特朗普误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北京才将如此重大的消息搁在4月2日凌晨放出。
对此，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们或许会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中国终于对美国出手了”。而自由（贸易）主义者则显得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中国陷入到与美国旷日持久的经贸对攻中，不仅中止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和平发展局面，同时对世界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
而在笔者看来，两者其实都大可不必。如果不是孤立静止而是辩证动态地看待此次“深夜突袭”，或许观察者们将会认同：这本质上很可能是一次“以战止战”的行动，旨在以低烈度“斗争”求“团结”，避免中美关系出现更大危机和嫌隙。它虽然带着一股“狠劲儿”，但本质上是一个自我克制且积极善意的信号——北京期待着与特朗普最终达成“不打不相识”的“正反合”式双赢结果。
用中共的思维理解北京的行为：“前三十年”毛主义的外交遗产
外界要想准确理解北京的行为意图和深层动机，就必须熟悉中共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基础。中共立党近百年，在漫长岁月中其意识形态几经演化更迭，逐渐形成当下“三统归一”的大势。
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道统”自然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亦所谓“前三十年的传统”。对当下的中国对美外交而言，毛主义最重要的遗产莫过于提供了一整套关于斗争的哲学理念与行动指南。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观察者们不带偏见地审视毛泽东，那么他们应该能够看到，这位曾被赫鲁晓夫斥作“好斗的公鸡”的东方领袖，其斗争哲学内部其实蕴含着大量的自我克制的有机组分，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等。和古人的名言一样，毛泽东的话很多也都是前后两句，看似矛盾、相互否定，实则辩证统一。因此理解时需要“扣其两端而执其中，方可竭焉”；偏执一端则恐误读。
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对华戒心的提升，一个舶来概念“修昔底德陷阱”在中国政界、学界成为热词。它借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悲剧暗喻并警示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命定”之战。从中国近年来对美外交的总体态势来看，北京的决策者对该概念显然有深入研究并内化于行动。譬如，中共“十八大”以后，对美外交在继续积极主动的同时，也加强了危机管控与善意释放。在美“商人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针对极有可能“擦枪走火”的经贸领域，无论是让美方谈判代表“吃惊”的中方主动提出“本国顺差太多也并不好”的新观点，还是双方共同拟定、执行的“百日计划”，抑或是特朗普访华后兴高采烈带走的2535亿美元大单与中国金融加速开放的承诺，甚至在安全领域，中国也在朝核等问题以付出巨大的代价坚决执行联合国协议……中美蜜月大抵在两国领袖聚首紫禁城的那一刻迈上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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